宣王之元妃献后，生子不恒，期月而生，后弗敢举。天子召问群臣及元史，史皆答曰：「若男子也，身体有不全，诸骨节有不备者，则可。身体全，骨节备，不利于天子也。将必丧邦」。天子曰：「若而不利余一人，命弃之」。仲山甫曰：「天子年长矣，而未有子。或天将以是弃周，虽弃之，何益？且卜筮言，何必从」？天子乃弗弃之（《御览》八十五，又一百三十五）。
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，所校雠中《孙卿书》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相校，除复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，皆以定杀青，简书可缮写。

孙卿，赵人，名况。方齐宣王威王之时，聚天下贤士于稷下，尊宠之，若邹衍、田骈、淳于髡之属甚众，号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称，咸作书刺世。是时孙卿有秀才，年五十，始来游学，诸子之事，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。孙卿善为《诗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，至齐襄王时，孙卿最为老师，齐向修列大夫之缺，而孙卿三为祭酒焉。齐人或谗孙卿，乃适楚，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人或谓春申君曰：「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孙卿贤者也，今与之百里地，楚其危乎」？春申君谢之。孙卿去之赵，后客或谓春申君曰：「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，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故贤者所在，君尊国安。今孙卿天下贤人，所去之国，其不安乎」？春申君使人聘孙卿。孙卿遗春申君书。刺楚国，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，春申君恨，复固谢孙卿，孙卿乃行，复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孙卿废，因家兰陵。李斯尝为弟子，已而相秦，及韩非号韩子，又浮丘伯，皆受业为名儒。

孙卿之应聘于诸侯，见秦昭王，昭王方喜战伐，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，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。至赵，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，孙膑为变诈之兵，孙卿以王兵能之，不能对也，卒不能用。孙卿道守礼义，行应绳墨，安贫贱。孟子者，亦大儒，以人之性善，孙卿后孟子百馀年，以为人性恶，故作《性恶》一篇以非《孟子》。苏秦、张仪以邪道说诸侯，以大贵显，孙卿退而笑之曰：「夫不以其道进者，必不以其道亡」。

至汉兴，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，作书美孙卿。孙卿卒不用于世，老于兰陵，疾浊世之政，亡国乱君相属，不遂大道，而营乎巫祝，信示几祥，鄙儒小拘如庄周等，又滑稽乱俗，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，葬兰陵。而赵亦有公孙龙，为坚白异同之辨，处子之言。魏有李悝，尽地力之教。楚有尸子、长庐子、芋子，皆著书，然非先王之法也，皆不循孔氏之术，唯孟轲、孙卿为能尊仲尼，兰陵多善为学，盖以孙卿也。长老至今称之曰：「兰陵人喜字为卿」。盖以法孙卿也（案，上文至「汉兴江都」以下十七字，当在此句下。）。孟子、孙卿、董先生皆小五伯，以为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，皆羞称五伯，如人君能用孙卿，庶几于王，然世终莫能用，而六国之君残灭。秦国大乱，卒以亡。观孙卿之书，其陈王道甚易行，疾世莫能用，其言凄怆，甚可痛也。呜呼，使斯人卒终于闾巷，而功业不得见于世。哀哉，可为陨涕。其书比于记传，可以为法，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言，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《孙卿书录（《荀子》宋刻本）》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

胡毋氏，本陈胡公之后也。公子完奔齐，遂有齐国。齐宣王母弟别分毋乡，远本胡公，近取毋邑，故曰胡毋氏也（《后汉·献帝纪》注，《通鉴注·汉纪》四十八）。

近日有司宣令，有杀禁地鹿者，身死，财产殁官。有能先觉白者，厚赏赐之。此为重禽兽而贱人，同于齐宣王矣（《御览》九百六引《高堂隆集》）。

大臣欲相其君大有为于天下者，必自其正君心始。何者？心者，将大有为之本也。心正，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者矣，小人不待逐而去也，政事不待更而修也。心不先正，今日逐一小人，明日复用一小人，今日修一政事，明日复害一政事，用力戛戛，而势愈疏矣。假令其君能暂亲君子，远小人，屏私意，立政事，以与我戮力有为于一时，他日之败，必自其心发之也。傅说之相高宗也，其反复启沃之端，惟曰「典于学」耳。方商之中衰，高宗之所以梦想良弼者，固欲与共中兴之业也。说起版筑之间，谋不及此者，盖说之所恃与中兴商家者，高宗之心先之以学以正，其有为之本，则挞荆楚，朝诸侯，有天下，固已在说与高宗二人规摹中矣。管仲一见桓公，便许以霸业，不数年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功烈非不伟也。然仲不知正君之学，以为肉腐于俎，酒腐于觞，不足害霸。及桓公之心一蠹，则三奸擅国，六嬖多宠，齐败扫地矣。向来九合之功业，龃龉而不立也。仲之所以先正于君心者，度其君不能听，则功业龃龉而不立也。与其功业龃龉，止于图霸不成耳，君心既蠹，其祸岂止于不霸哉？观仲之速成而遽坏，则知傅说之相业，所从来远矣。战国之世，上益急于就功名，独孟子以格君心为己任，以为一正君而国定，君不乡道，不志于仁，而求为之富强，是辅桀而富之也。后世贬管仲最深者，莫若孟子，盖学术之源殊也。呜呼！傅说不作，正君之事不复见；孟轲既没，正君之学不得其传。后之君子，虽有致君泽物之意，而不探古人之本。忠智者，能以谋谟举天下之事功而已，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。直亮者，能危言正论绳君之愆谬而已，然知规过而未知养德也。君不正，治不可保也；德不养，过不可胜改也。魏徵能使其君信其行义之说，而不能救其晚节穷兵之失；宋璟能使其君励精以成开元之治，而不能去其女宠奢侈之败；裴度能使其君果断以成平蔡之功，而不能止其贪利昵小人之害。夫喜功好大之心，即向者与徵力行之心也；玄宗荒于女宠奢侈之心，即向者与璟励精求治之心也；宪宗贪利昵小人之心，即向者与度果断成功之心也。心一尔，曷为正于前，遽变于后乎？曰：此非三宗之过也。徵未死，已有欲杀此翁之语，则太宗好谏之心，已败于此矣；璟犹居相位，宇文融遽以言利幸，则玄宗侈心已萌于此矣；度平蔡未归，李揆、皇甫鏄已相，则宪宗明断已荒于此矣。吾谓璟与度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过也，徵知正君矣，然知规过而未知养德之过也。然则，正君之术果何如哉？邪正之机一也，导人以邪者，必委曲弥缝之，然后陷于邪而不自知。使其心果知邪之为非，宁肯从吾于邪乎？况强人以正者，岂可以一趋而直入于正哉？盖尝以《易》求之孟子而观之正君之术焉。《坎》之六四曰：「樽酒簋贰，用缶，纳约自牖」。释者曰：「牖，明处也，言人臣欲以忠信善道牖纳之君者，必自其明处，乃能入也」。人心有所蔽，有所明，就其明处而导之，推而入于所蔽，则自悟矣。《暌》之六二曰：「遇主于巷」。释者曰：「巷，致曲之地，言当暌之世，君心未合，有不可直致其意者，当尽诚致曲，使之信合也」。孟子因齐宣王不忍一牛之死，遽以为是心可以合于王而语之王道者，方其不忍杀一牛之时，乃其仁心所发见也。于此引而达之，则油然生矣。此纳约自牖之义也。宣王自言其好货好色之疾，孟子不直折其所好，乃就其所好而为之说也。使之与民同者，大抵色与货与民同之，则己之所好者必薄矣，所以潜移其病根也。此遇主于巷之义也。大臣所以启沃其君者，岂止如诤臣徒强之于言语口舌哉？惟因其所明而悟入之，使得其天理之本然，致曲而达之，使渐入而不苦。其难夫然，故道而弗牵，强而弗抑，安居而不反，君心庶其正乎？或曰：「古之帝王正心诚意之学，先已得于上，故君臣之间，以都俞训诰相与磨砻浸润之耳。后世人主生长于深宫，所以害其心者，非一朝一夕也，岂遽得而正诸」？曰：是心，天理之所寓也。使天理可灭耶，则吾不知；天理果不可灭，岂终不可感悟，以复其正耶？吾所以正之之术，有未至耳。

齐宣王哀一牛之衅钟，无辜就死；杜工部解众鸡之急缚，不忍遭烹。故诸菩萨开方便门，而大居士施无尽藏。闵此众生羽毛鳞介之属，贷其一时网罗鼎俎之虞。洋洋焉得其所哉，举有不惊不怖不畏之心；皓皓乎不可尚已，应获无量无数无边之福。

庄周少学老子，梁惠王时为蒙县漆园吏，以卑贱不肯仕，楚威王以百金聘周，周方钓于濮水之上，曰：「楚有龟，死三千岁矣，今巾笥而藏之于庙堂之上。此龟宁生而掉尾途中耳。子往矣！吾方掉尾于途中」。齐齐宣王又以千金之币迎周为相，周曰：「子不见郊祭之牺牛乎？衣以文绣，食以刍菽，及其牵入太庙，欲为孤豚，其可得乎」？遂终身不仕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六）。

闾丘先生，齐人也。齐宣王猎于杜山，杜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。王赐父老衣服，父老皆谢，先生独不拜。王曰：「少也复赐，无徭役」。先生复独不拜。王曰：「父老幸劳之，故答以二赐。先生独不拜，何也」？闾丘曰：「闻王之来，愿得寿得富得贵于大王也」。王曰：「死生有命，非寡人也。仓廪备灾，无以富先生；大宫无阙，无以贵先生」。闾丘曰：「非所敢望。愿选良吏，平法度，则臣得寿矣；振之以时，则臣得富矣；令少敬长，则臣得贵矣（《御览》五百九）」。

古之言明堂者，一而已矣，不曰布政之宫乎？不曰听朔之堂乎？不曰朝诸侯之地乎？不曰飨上帝之所乎？不曰祀文王之庙乎？愚谓明堂有五，而设之之方有二焉。国中之明堂一，方岳之明堂四，是有五也；国中、方岳，设之各异，是有二也。国中明堂，则飨上帝之所，祀文王之庙；若布政、听朔、朝诸侯，有时而为之者也。方岳明堂，则布政之宫也，朝诸侯之地，祭一方上帝之所也；若听朔祀文王，则非所宜者也。何谓国中之明堂，则见乎《孝经》者也。经曰：「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」。后稷、文王之功之德，皆配天者也，皆可郊者也。后稷郊矣，文王可复郊乎？后稷配天矣，文王可复配天乎？故祀文王于明堂，所以避后稷也；配之五帝，所以避配天也。五帝者，五行之尊神也，所以佐天地生而成者也。帝者，神之尊称而已，不必乎上天之神而后谓之帝也。祭天于郊可也，祭五帝复于郊可乎？不可也，故明堂而祭焉。郊者，以天而设也，配而祭者必后稷也；明堂者，以五帝而设也，配而祭者必文王也。周公之前，明堂者止乎祭五帝而已；及周公居摄，避周之朝廷而弗敢处，于是乎即明堂而布政焉，朝诸侯焉；思文王不可以配郊，于是乎即明堂而崇祀焉，配五帝焉。后儒不探其本，有曰布政者，有曰听朔者，有曰朝诸侯者，有曰飨上帝者，有曰祀文王者，混沦无别，莫之能究。愚故曰国中之明堂，飨上帝之所也，文王之庙也；若布政、听朔、朝诸侯，则有时而为之者也。何谓方岳之明堂？则见乎《孟子》者也。齐宣王问于孟子曰：「吾欲毁明堂」。孟子曰：「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」。此周家泰山之明堂，在齐者也。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，至乎方岳之下而息焉，非有宫有室，则何以合诸侯乎？何以颁政令乎？何以告祭一方之神乎？何以安万乘之众乎？故四岳之下，皆有明堂，合诸侯于是，颁政令于是，祭一方之神于是，安万乘之众于是，举一隅则衡也、恒也、华也可得而知矣。愚故曰：方岳明堂，则布政之宫，朝诸侯之地也，祭一方上帝之所也；若听朔、祀文王，则非所宜者。

「齐人伐燕胜之」至「亦运而已矣」。齐与燕异乎？燕不及齐，则齐可取，何谓其异也？德不及则异，政不及则异，然宣王问孟子犹有有取勿取之疑。则齐于燕，盖未有德与政之异。孟子于是告以文武之事，以为取之而燕民悦，则当法武王取之；取之而不悦，则当法文王。舍是二者，就使力能取之，民本避水火耳，而去燕得齐，则是无适而不遇水火。故曰：「亦运而已矣」。

战国之际，欲毁乡校者有之，欲毁明堂者有之。盖先王道德法度之遗意，至是决裂殆尽。然仁人君子，未尝一日不致意于其间。故子产于乡校之毁，则亟排之；孟子于明堂之毁，则力止之。虽然，无明堂不害其有王政。然宣王所以欲毁之者，不惟不知明堂为何等物，盖初不知王政为何等事。故孟子因是以启迪之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而夫子非焉。夫子存羊，盖所以存礼。今孟子欲存明堂，其亦所以存王政也与？

宣王未安于王政之言，于是托以有疾，而有好货好色之事。孟子又引太王、公刘以为言。太王好色，而无怨女、无旷夫。公刘好货，而有积仓、有裹粮。夫使人人好色如太王，好货如公刘，则人唯恐王之不好也。此与前好勇之义同。王尝问卿，孟子以正对，王勃然变乎色。今此则若随其意而诡说之，何哉？盖言不剀切，无以激其意。不顺适，无以寓其讽。虽若不同，其所以引君于道，则一而已。

洪水溺人，非禹溺之也，而禹以为由己溺之；人不粒食，非稷饥之也，而稷以为由己饥之；一夫不获，非伊尹推而纳之沟中也，而尹以为时予之辜。是三圣人者，岂固敝敝然乐于劳瘁，而从事于务哉？盖以为治其职，则当致其忧；居其位，则当任其责。非惟在上者当然，在下者之所以望我，亦若是也。今齐王于妻子失其托，则知以责其友；不能治士，则知以责士师；至四境不治，则顾而言他。彼其心，岂不知此实己之责哉？而独耻于自反，及谬为不省以绝其说，使孟子不得终进其治国之道，然则宣王不足与有为，亦可悲矣。

臣昔忝河内，临辞受诏：「卿所言悉要事，宜大小数以闻。恒苦多事，或不能悉有报，勿以为疑」。臣受诏之日，喜惧交集，益思自竭，用忘其鄙，愿以萤烛，增晖重光。到郡草具所陈如左，未及书上，会臣婴丁天罚，寝顿累年，今谨封上前事。臣虽才不经国，言浅多违，犹愿陛下垂省，使臣微诚得经圣鉴，不总弃于常案。如有足采，冀补万一。

伏见诏书，开启土宇，以支百世，封建戚属，咸出之藩，夫岂不怀，公理然也。树国全制，始成于今，超秦、汉、魏氏之局节，绍五帝三代之绝迹。功被无外，光流后裔，巍巍盛美，三五之君殆有惭德。何则？彼因自然而就之，异乎绝迹之后更创之。虽然，封幼稚皇子于吴蜀，臣之愚虑，谓未尽善。夫吴越剽轻，庸蜀险绝，此故变衅之所出，易生风尘之地。且自吴平以来，东南六州将士更守江表，此时之至患也。又内兵外守，吴人有不自信之心，宜得壮主以镇抚之，使内外各安其旧。又孙氏为国，文武众职，数拟天朝，一旦堙替，同于编户。不识所蒙更生之恩，而灾困逼身，自谓失地，用怀不靖。今得长王以临其国，随才授任，文武并叙，士卒百役不出其乡，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。内兵得散，新邦又安，两获其所，于事为宜。宜取同姓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，分王吴、蜀。以其去近就远，割裂土宇，令倍于旧。以徙封故地，用王幼稚，须皇子长乃遣君之，于事无晚也。急所须地，交得长主，此事宜也。臣所陈封建，今大义已举，然余众事，傥有足采，以参成制，故皆并列本事。

臣闻：不惮危悔之患，而愿献所见者，尽忠之臣也；垂听逆耳，甘纳苦言者，济世之君也。臣以期运，幸遇无讳之朝。虽尝抗疏陈辞，汜论政体，犹未悉所见，指言得失，徒荷恩宠，不异凡流。臣窃自愧，不尽忠规，无以上报，谨列所见如左。臣诚未自许所言必当，然要以不隐所怀为上报之节。若万一足采，则微臣更生之年；如皆瞽妄，则国之福也。愿陛下缺半日之间，垂省臣言。

伏维陛下虽应天顺人，龙飞践阼，为创基之主，然所遇之时，实是叔世。何则？汉末陵迟，阉竖用事，小人专朝，君子在野，政荒众散，遂以乱亡。魏武帝以经略之才，拨烦理乱，兼肃文教，积数十年，至于延康之初，然后吏清下顺，法始大行。逮至文、明二帝，奢淫骄纵，倾殆之主也。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，外当三方英豪严敌，事成克举，少有愆违，其故何也？实赖前绪，以济勋业。然法物政刑，固已渐颓矣。自嘉平之初，晋祚始基，逮于咸熙之末，其间累年。虽鈇钺屡断，剪除凶，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，不轨于法。泰始之初，陛下践阼，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，非其子孙，则其曾玄。古人有言，膏梁之性难正，故曰时遇叔世。当此之秋，天地之位始定，四海洗心整纲之会也。然陛下犹以用才因宜，法宽有由，积之在素，异于汉，魏之先；三祖崛起易朝之为，未可一旦直绳御下，诚时宜也。然至所以为政，矫世众务，自宜渐出公涂，法正威断，日迁就肃。譬由行舟，虽不横截迅流，然俄向所趣，渐靡而往，终得其济。积微稍著，以至于今，可以言政。而自泰始以来，将三十年，政功美绩，未称圣旨，凡诸事业，不茂既往。以陛下明圣，犹未及叔世之弊，以成始初之隆，传之后世，不无虑乎！意者，臣言岂不少概圣心夫！

顾惟万载之事，理在二端。天下大器，一安难倾。一倾难正。故虑经后世者，必精目下之政，政安遗业，使数世赖之。若乃兼建诸侯而树藩屏，深根固蒂，则祚延无穷，可以比迹三代。如或当身之政，遗风馀烈不及后嗣，虽树亲戚，而成国之制不建，使夫后世独任智力以安大业。若未尽其理，虽经异时，忧责犹追在陛下，将如之何！愿陛下善当今之政，树不拔之势，则天下无遗忧矣。

夫圣明不世及，后嗣不必贤，此天理之常也。故善为天下者，任势而不任人。任势者，诸侯是也；任人者，郡县是也。郡县之察，小政理而大势危；诸侯为邦，近多违而远虚固。圣王推终始之弊，权轻重之理，包彼小违以据大安，然后足以藩固内外，维镇九服。夫武王圣主也，成王贤嗣也，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贤而广封建者，虑经无穷也。且善言今者，必有验之于古。唐虞以前，书文残缺，其事难详。至于三代，则并建明德，及兴王之显亲，列爵五等，开国承家，以藩屏帝室，延祚久长，近者五六百岁，远者仅将千载。逮至秦氏，罢侯置守，子弟不分尺土，孤立无辅，二世而亡。汉承周、秦之后，杂而用之，前后二代各二百馀年。揆其封建不用，虽强弱不适，制度舛错，不尽事中，然迹其衰亡，恒有同姓失职，诸侯微时，不在强盛。昔吕氏作乱，幸赖齐、代之援，以宁社稷。七国叛逆，梁王捍之，卒弭其难。自是之后，威权削夺，诸侯止食租奉，甚者至乘牛车。是以王莽得擅本朝，遂其奸谋，倾荡天下，毒流生灵。光武绍起，虽封树子弟，而不建成国之制，祚亦不延，魏氏承之，圈闭亲戚，幽囚子弟，是以神器速倾，天命移在陛下。长短之应，祸福之徵，可见于此。又魏氏虽正位居体，南面称帝，然三方未宾，正朔有所不加，实有战国相持之势。大晋之兴，宣帝定燕，太祖平蜀，陛下灭吴，可谓功格天地，土广三王，舟车所至，人迹所及，皆为臣妾，四海大同，始于今日。宜承大勋之籍，及陛下圣明之时，开启土宇，使同姓必王，建久安于万载，垂长世于无穷。

臣又闻国有任臣则安，有重臣则乱。而王制，人君立子以适不以长，立适以长不以贤，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。而贤明至少，不肖至众，此固天理之常也。物类相求，感应而至，又自然也。是以暗君在位，则重臣盈朝；明后临政，则任臣列职。夫任臣之与重臣，俱执国统而立断者也。然成败相反，邪正相背，其故何也？重臣假所资以树私，任臣因所籍以尽公。尽公者，政之本也；树私者，乱之源也。推斯言之，则泰日少，乱日多，政教渐颓，欲国之无危，不可得也。又非徒唯然而已。借令愚劣之嗣，蒙先哲之遗绪，得中贤之佐，而树国本根不深，无干辅之固，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。何则？国有可倾之势，则执权者见疑，众疑难以自信，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。若乃建基既厚，藩屏强御，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，曩之所谓重臣者，今悉反忠而为任臣矣。何则？理无危势，怀不自猜，忠诚得著，不惕于邪故也。圣王知贤哲之不世及，故立相持之势以御其臣。是以五等既列，臣无忠慢，同于竭节，以徇其上。群后既建，继体贤鄙，亦均一契，等于无虑。且树国苟固，则所任之臣，得贤益理；次委中智，亦足以安。何则？势固易持故也。

然则建邦苟尽其理，则无向不可。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，逮至宣王，宣王之后，到于赧王，其间历载，朝无名臣，而宗庙不陨者，诸侯维持之也。故曰，为社稷计，莫若建国。夫邪正逆顺者，人心之所系服也。今之建置，宜审量事势，使诸侯率义而动，同忿俱奋，令其力足以维带京邑。若包藏祸心，惕于邪而起，孤立无党，所蒙之籍不足独以有为。然齐此甚难，陛下宜与达古今善识事势之士深共筹之。建侯之理，使君乐其国，臣荣其朝，各流福祚，传之无穷；上下一心，爱国如家，视百姓如子，然后能保荷天禄，兼翼王室。今诸王裂土，皆兼于古之诸侯，而君贱其爵，臣耻其位，莫有安志，其故何也？法同郡县，无成国之制故也。今之建置，宜使率由旧章，一如古典。然人心系常，不累十年，好恶未改，情愿未移。臣之愚虑，以为宜早创大制，迟回众望，犹在十年之外，然后能令君臣各安其位，荣其所蒙，上下相持，用成藩辅。如今之为，适足以亏天府之藏，徒弃谷帛之资，无补镇国卫上之势也。

古者封建既定，各有其国，后虽王之子孙，无复尺土，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。若推亲疏，转有所废，以有所树，则是郡县之职，非建国之制。今宜豫开此地，令十世之内，使亲者得转处近。十世之远，近郊地尽，然后亲疏相维，不得复如十世之内。然犹树亲有所，迟天下都满，已弥数百千年矣。今方始封而亲疏倒施，甚非所宜。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，都更裂土分人，以王同姓，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，然后可以永安。古者封国，大者不过土方百里，然后人数殷众，境内必盈其力，足以备充制度。今虽一国周环近将千里，然力实寡，不足以奉国典。所遇不同，故当因时制宜，以尽事适今。宜令诸王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于古典所应有者悉立其制，然非急所须，渐而备之，不得顿设也。须车甲器械既具，群臣乃服彩章；仓廪巳实，乃营宫室；百姓已足，乃备官司；境内充实，乃作礼乐。唯宗庙社稷，则先建之。至于境内之政，官人用才，自非内史、国相命于天子，其馀众职及死生之断、谷帛资实、庆赏刑威、非封爵者，悉得专之。今臣所举二端，盖事之大较；其所不载，应在二端之属者，以此为率。今诸国本一郡之政耳，若备旧典，则官司以数，事所不须，而以虚制损实力。至于庆赏刑断，所以卫下之权，不重则无以威众人而卫上。故臣之愚虑，欲令诸侯权具，国容少而军容多，然亦终于必备今事为宜。

周之建侯，长享其国，与王者并，远者仅将千载，近者犹数百年；汉之诸王，传祚暨至曾玄。人性不甚相远，古今一揆，而短长甚违，其故何邪？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。周之封建，使国重于君，公侯之身轻于社稷，故无道之君不免诛放。敦兴灭继绝之义，故国祚不泯。不免诛放，则群后思惧，胤嗣必继，是无亡国也。诸侯思惧，然后轨道，下无亡国，天子乘之，理势自安，此周室所以长在也。汉之树置君国，轻重不殊，故诸王失度，陷于罪戮，国随以亡。不崇兴灭继绝之序，故下无固国。下无固国，天子居上，势孤无辅，故奸臣擅朝，易倾大业。今宜反汉之弊，修周旧迹。国君虽或失道，陷于诛绝，又无子应除，苟有始封支胤，不问远近，必绍其祚。若无遗类，则虚建之，须皇子生，以继其统，然后建国无灭。又班固称「诸侯失国亦犹网密」，今又宜都宽其检。且建侯之理，本经盛衰，大制都定，班之群后，著誓丹青，书之玉版，藏之金匮，置诸宗庙，副在有司。寡弱小国犹不可危，岂况万乘之主！承难倾之邦而加其上，则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，可谓根深华岳而四维之也。臣之愚，愿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，寄大业于固成之势，则可以无遗忧矣。

今阎闾少名士，官司无高能。其故何也？清议不肃，人不立德，行在取容，故无名士。下不专局，又无考课，吏不竭节，故无高能。无高能，则有疾世事；少名士，则后进无准，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。夫欲富贵而恶贫贱，人理然也。圣王大谙物情，知不可去，故直同公私之利，而诡其求道，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贫，欲贵者必先安贱。安贱则不矜，不矜然后廉耻厉，守贫者必节欲，节欲然后操全。以此处务，乃得尽公。尽公者，富贵之徒也，为无私者终得其私，故公私之利同也。今欲富者不由贫自得富，欲贵者不安贱自得贵，公私之涂既乖，而人情不能无私，私利不可以公得，则恒背公而横务。是以风节日颓，公理渐替，人士富贵，非轨道之所得。以此为政，小大难期，然教颓来既久，难反一朝。又世放都靡，营欲比肩，群士浑然，庸行相似，不可顿肃，甚殊黜陟也。且教不求尽善，善在抑尤，同侈之中，犹有甚泰。使夫昧适情之乐者，损其显荣之贵，俄在不鲜之地；约己洁素者，蒙俭德之报，列于清官之上。二业分流，令各有蒙，然俗放都奢，不可顿肃，故臣私虑，愿先从事于渐也。

天下至大，万事至众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故非垂听所得周览。是以圣王之化，执要而已，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。分职既定，无所与焉，非惮日昃之勤，而牵于逸豫之虞，诚以政体宜然，事势致之也。何则？夫造创谋始，逆暗是非，以别能否，甚难察也。既以施行，因其成败，以分功罪，甚易识也。易识在考终，难察在造始，故人君恒居其易则安，人臣不处其难则乱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，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，饰文采以避目下之谴重，此政功所以未善也。今人主能恒居易执要以御其下，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徵，无逃其诛赏。故罪不可蔽，功不可诬。功不可诬，则能者劝；罪不可蔽，则违慢日肃，此为国之大略也。臣窃惟陛下圣心，意在尽善，惧政有违，故精事始，以求无失。又以众官胜任者少，故不委务，宁居日昃也。臣之愚虑，窃以为今欲尽善，故宜考终。何则？精始难校故也。又群官多不胜任，亦宜委务，使能者得以成功，不能者得以著败。败著可得而废，功成可得遂任，然后贤能常居位以善事，暗劣不得以尸禄害政。如此不已，则胜任者渐多，经年少久，即群司遍得其人矣。此校才考实政之至务也。今人主不委事仰成，而与诸下共造事始，则功罪难分。下不专事，居官不久，故能否不别。何以验之？今世士人决不悉良能也。又决不悉疲软也。然今欲举一忠贤，不知所赏；求一负败，不知所罚。及其免退，自以犯法耳，非不能也。登进者自以累资及人间之誉耳，非功实也。若谓不然，则当今之政未称圣旨，此其徵也。陛下御今法为政将三十年，则功未日新，其咎安在？古人有言：「琴瑟不调，甚者必改而更张」。凡臣所言，诚政体之常，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。陛下纵未得尽仰成之理，都委务于下，至于今事应奏御者，蠲除不急，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。

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师。秦汉已来，九列执事，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，诸卿奉成，于古制为重，事所不须，然今未能省并。可出众事付外寺，使得专之，尚书为其都统，若丞相之为。惟立法创制，死生之断，除名流徙，退免大事，及连度支之事，台乃奏处。其馀外官皆专断之，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。此为九卿造创事始，断而行之，尚书书主，赏罚绳之，其势必愈考成司非而已。于今亲掌者动受成于上，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终事功不建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监司以法举罪，狱官案劾尽实，法吏据辞守文，大较加同，然至于施用，监司与夫法狱体宜小异。狱官唯实，法吏唯文，监司则欲举大而略小。何则？夫细过微阙，谬妄之失，此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全人，此所谓欲理而反乱者也。

故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，纲举则所罗者广，网疏则小必漏，所罗者广则为政不苛，此为政之要也。而自近世以来，为监司者，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。微过不足以害政，举之则微而益乱；大纲不振，则豪强横肆，豪强横肆，则百姓失职矣，此错所急而倒所务之由也。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，使天下可善化。及此非难也，人主不善碎密之案，必责犯强举尤之奏，当以尽公，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。夫大奸犯政而乱兆庶之罪者，类出富强，而豪富者其力足惮，其货足欲，是以官长顾势而顿笔。下吏纵奸，惧所司之不举，则谨密网以罗微罪。使奏劾相接，状似尽公，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。非徒无益于政体，清议乃由此而益伤。古人有言曰：「君子之过，如日之蚀焉」。又曰：「过而能改」。又曰：「不贰过」。凡此数者，皆是贤人君子不能无过之言也。苟不至于害政，则皆天网之所漏；所犯在甚泰，然后王诛所必加，此举罪浅深之大例者也。

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，不善者必夷戮以警众，此为政诛赦之准式也。何则？所为贤人君子，苟不能无过，小疵不可以废其身，而辄绳以法，则愧于明时。何则？虽有所犯，轻重甚殊，于士君子之心受责不同而名不异者，故不轨之徒得引名自方，以惑众听，因名可乱，假力取直，故清议益伤也。凡举过弹违，将以肃风论而整世教，今举小过，清议益颓。是以圣人深识人情而达政体，故其称曰：「不以一眚掩大德」。又曰：「赦小过，举贤才」。又曰：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故冕而前旒，充纩塞耳，意在善恶之报必取其尤，然后简而不漏，大罪必诛，法禁易全也。何则？害法在犯尤，而谨搜微过，何异放兕豹于公路，而禁鼠盗于隅隙。古人有言：「鈇钺不用而刀锯日弊，不可以为政」。此言大事缓而小事急也。时政所失，少有此类，陛下宜反而求之，乃得所务也。

夫权制不可以经常，政乖不可以守安，此言攻守之术异也。百姓虽愚，望不虚生，必因时而发。有因而发，则望不可夺；事变异前，则时不可违。明圣达政，应赴之速，不及下车，故能动合事机，大得人情。昔魏武帝分离天下，使人役居户，各在一方；既事势所须，且意有曲为，权假一时，以赴所务，非正典也。然逡巡至今，积年未改，百姓虽身丁其困，而私怨不生，诚以三方未悉荡并，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。是以甘役如归，视险若夷。至于平吴之日，天下怀静，而东南二方，六州郡兵，将士武吏，戍守江表，或给京城运漕，父南子北，室家分离，咸更不宁。又不习水土，运役勤瘁，并有死亡之患，势不可久。此宜大见处分，以副人望。魏氏错役，亦应改旧。此二者各尽其理，然黔首感恩怀德，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。自董卓作乱以至今，近出百年，四海勤瘁，丁难极矣。六合浑并，始于今日，兆庶思宁，非虚望也。然古今异宜，所遇不同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，放息马牛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，兵备待事其乡，实在可为。纵复不得悉然为之，苟尽其理，可静三分之二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。但如斯而已，天下所蒙已不訾矣。

政务多端，世事之未尽理者，难遍以疏举，振领总纲，要在三条。凡政欲静，静在息役，息役在无为。仓廪欲实，实在利农，利农在平籴。为政欲著信，著信在简贤，简贤在官久。官久非难也，连其班级，自非才宜，不得傍转以终其课，则事善矣。平籴已有成制，其未备者可就周足，则谷积矣。无为匪他，却功作之勤，抑似益而损之利。如斯而已，则天下静矣。此三者既举，虽未足以厚化，然可以为安有馀矣。夫王者之利，在生天地自然之财，农是也。所立为指于此，事诚有功益。苟或妨农，皆务所息，此悉似益而损之谓也。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须，不得止已，或用功甚少而所济至重。目下为之，虽少有废，而计终已大益。农官有十百之利，及其妨害，在始似如未急，终作大患，宜逆加功，以塞其渐。如河、汴将合，沈莱苟善，则役不可息。诸如此类，亦不得已已。然事患缓急，权计轻重，自非近如此类，准以为率，乃可兴为，其馀皆务在静息。然能善算轻重，权审其宜，知可兴可废，甚难了也。自非上智远才，不干此任。夫创业之美，勋在垂统，使夫后世蒙赖以安。其为安也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。济世功者，实在善化之为，要在静国。至夫修饰官署，凡诸作役务为恒伤过泰，不患不举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。至于仰蒙前绪，所凭日月者，实在遗风系人心，馀烈匡幼弱，而今勤所不须，以伤所凭。钧此二者，何务孰急，陛下少垂恩回虑，详择所安，则大理尽矣。

世之私议，窃比陛下于孝文，臣以为圣德隆杀，将在乎后，不在当今。何则？陛下龙飞凤翔，应期践阼，有创业之勋矣。扫灭强吴，奄征南海，又有之矣。以天子之贵，而躬行布衣之所难，孝俭之德，冠于百王，又有之矣。履宜无细，动成轨度，又有之矣。若善当身之政，建藩屏之固，使晋代久长，后世仰瞻遗迹，校功考事，实与汤武比隆，何孝文足云！臣之此言，非臣下褒上虚美常辞，其事实然。若所以资为安之理，或未尽善，则恐良史书勋，不得远尽弘美，甚可惜也。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参圣虑，经年少久，终必有成。愿陛下少察臣言（《晋书·刘颂传》，又《群书治要》三十引《晋书》。）！

五经之道，《易》可以潜而《书》可以彰，《春秋》可畏而《诗》可乐，《礼》严而不可踰，其辞不同，而为道一也。世之学者，常为禄利毁誉之所怵，得之则止，是以志之而不能详，学之而不能极其义，知其文而不能知其道，故五经之道益微。呜呼！安得外禄利、遗毁誉之人而使之学哉！尝观于古君臣之相谕、两国之相交，君子之言己志，未尝不称《诗》，温乎其可爱也。至后世礼乐偕亡而后《诗》道废，文存而声不传，章句之师多而义不明，纷纷于虫鱼、草木之间，而未闻心通者。释《诗》者，莫若毛、郑。毛之说简而深，此河间献王所以高其学也。至郑氏之释繁塞，而其失愈多。夫郑氏之学，长于《礼》而深于经制，至乎训《诗》，又以经制言之。诗，性情也；礼，制迹也。彼以《礼》训《诗》，是案迹而议性情也，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欤。《绿衣》之诗，而郑氏以为「禄」。「不谏亦入」，而郑以为入于宗庙。「狼跋」状周公安闲自得于谗疑之中，故有「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」之句，而郑谓之公逊庭燎。见宣王有怠政之渐，而郑以为不设鸡人之官。诸类此者，不可以悉举，岂可谓之知《诗》耶？盖尝学《诗》，至于治世之作，明君良臣相得于上，而天下之民莫不各得其所，夫耕妇馌，击鼓祭祀，相与从事于田亩之间，熙然怡然，无愁苦怨叹之声，未尝不慨慕想见其性情。嗟乎！此真孟子之所谓王政者，治至于此而足矣！及观哀乱之时，叹悼之作，又惘然若有所失也。臣之于君，欲其觉悟则诱之、箴之、规之、诲之、戒之、救之。恶长而不变，则刺之、怨之、闵伤之、忧惧之。尚不知止，则或疾而或哀，或思而或悔，反覆而不舍，踯躅而不厌。故于一篇之中，屡致其意，其大意要出于其爱君之情而已也。贤者之处于世，思以其道变乱为治，而不以治乱变其志。或为正或为变，其大要出于仁义忠孝之性而已也。其文诂训所能释而讲师所能尽，其性情非诂训所能明而非讲师所能言也。学者欲观于《诗》，宜无为禄利毁誉之所怵，浸渍优游，先入于道义而后入于性情，然后有得于其间矣。孟子曰：「说《诗》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」。其性情之谓欤。

夫人字宪英，卫尉肃侯毗之女（已上从《御览》补。），聪明有才鉴。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，既而文帝得立，抱毗颈而喜曰：「辛君知我喜不」？毗以告宪英，宪英叹曰：「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。代君不可以不戚；主国不可以不惧。宜戚而喜，何以能久？魏其不昌乎」！弟敞为大将军曹爽参军。司马宣王将诛爽，因爽出，闭城门。大将军司马鲁芝将爽府兵，犯门斩关，出城门赴爽，来呼敞俱去。敞惧，问宪英曰：「天子在外，太傅闭城门，人云将不利国家，于事可得尔乎」？宪英曰：「天下事不可知。然以吾度之，太傅殆不得不尔。明皇帝临崩，把太傅臂，以后事付之，此言犹在朝士之耳。且曹爽与太傅俱受寄托之任，而独专权势，行以骄奢，于王室不忠，于人道不直，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」。敞曰：「然则事就乎」？宪英曰：「得无殆就。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」。敞曰：「然则敞可以无出乎」？宪英曰：「安可以不出！职守，人之大义也。凡人在难，犹或恤之；为人执鞭而弃其事，不祥，不可也。且为人死，为人任，亲昵之职也。从众而已」。敞遂出。宣王果诛爽。事定之后，敞叹曰：「吾不谋于姊，几不获于义」。逮钟会为镇西将军，宪英谓从子羊祜曰：「钟士季何故西出」？祜曰：「将为灭蜀也」。宪英曰：「会在事纵恣，非持久处下之道，吾畏其有他志也」。祜曰：「季母勿多言」。其后会请子琇为参军。宪英忧曰：「他日见钟会之出，吾为国忧之矣。今日难至吾家，此国之大事，必不得止也」。琇固请司马文王，文王不听。宪英语琇曰：「行矣，戒之！古之君子，入则致孝于亲，出则致节于国，在职思其所司，在义思其所立，不遗父母忧患而已。军旅之间，可以济者，其唯仁恕乎，汝其慎之」！琇竟以全身。宪英不好华丽，祜上夫人《鼠军》子帔，缘以绵，不肯服；从外孙胡母扬上夫人锦被，夫人反卧之（已上六句从《御览》补。案：如《御览》，则全篇皆称夫人，今称宪英者，《世语》改耳。）。年至七十有九，泰始五年卒（《魏志·辛毗传》注引《世语》。案：《晋书》全用此。）。

语曰：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；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权者，古人以为难，而今人以为易，何哉？古人之所谓权者，所以为道也，故巽以行之而不失其正；今人之所谓权者，所以为利也，故机变之巧，无所不至，则诈而已矣。孔子于南子见所不见，于阳货敬所不敬，所谓权也。告子路以「予所否者天厌之」，诺阳货以「仕而终不仕」，则权而不失其正，故曰于卫主痈疽，于齐主侍人瘠环，何以为孔子？孟子对梁惠王以「今乐犹古乐」，对齐宣王以「公刘好货，太王好色，文王好勇」，所谓权也。然于乐言「独乐不若与众」，于色、货、勇言与百姓同之，于王何有？则权而不失其正，故曰枉寻直尺，而利亦可为欤。用权者，必若孔、孟而后可也。今之人则不然，其所以用权者为利而不为道，故君之所言而然，未尝有所可否焉，君之所行而善，未尝有所正救焉。昔之寒心而变色者，相与缔交而不以为羞；昔之骇闻而罕见者，相与公言而不以为耻。其言曰：吾之权术在是，不如是则吾身之不能安也，吾富贵之不能保也。然则其所谓权者，果为道耶？为利耶？其与古人之权，果有异耶？其无异耶？夫权犹权也，以轻权重，使无失其平，古之人遭变事不得已，然后用之。今之人一切用权，以为安身保富贵之术，而风俗益以媮，纲纪益以坏，奸佞益以肆，言路益以塞，天下日受其弊。罪在于大臣之用权于斯时也，又欲以权济之，是犹以火救火，以水救水，其名日益多。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：必正而后可。

若夫苍精授邑。载杓西邻之际。赤鸟告祥。方崇北面之尊。海内奔波。三分与二分交竞。寰中同会。七百与八百相符。故能安地轴之倾轮。补乾弦之落紊。如砥平道。诸侯遵卜洛之郊。似石磐基。宗子绍维城之固。大矣哉周之有天下也。年将庆远。叶带枝繁。郑国桓公。宣王母弟。水双河济。泄云雨以开封。皋二成平。连古今而锡类。犬牙晋楚。鼎定齐秦。时遇斗蛇之馀。乍进牵羊之弊。虽地承负黍。国祚弥而无穷。天锡香兰。家风邵为逾远。太子寿者。康公之子。桓公之二十代孙也。聪明神智。晖映当时。涯涘清深。指鳖川而激量。圭璋特达。与龙辂而齐光。因以运逢阳城。败我郑次。辛亥之岁。崩山荡岸。馁锐气于韩兵。降志辱身。钦盟符于晋血。邑封千户。官具百僚。今之寿城。斯其地也。享年七十八。薨于晋。葬于天陵南。灵原超忽。永深埋玉之悲。荒陇凄其。谁识生金之字。玉京观道士郑大量家长郑君。则合宗并太子之后。胜业孤扬。清晖竞远。逍遥林外。放旷烟霞。凝皓素于黄庭。养神气于元宇。以为霓旌扬汉。犹寻朽骨之灵。鹤驾停空。尚谒先人之墓。于是芟荒薙蔓。徙植延阴。丰碑下鹿卢。高坟疏马鬣。得青乌之旧地。临绛邑之新田。于是大唐总章元年岁次戊辰五月甲申之一日也。尔其表里山河。极目原野。九京以送其往。二水以流其恶。山岩霜雪。邀处子以同嬉。奋衣冠。似偫仙而共远。窥晋臣于泉路。依希夏日之光。思汉帝于云衢。髣髴秋风之咏。虽复相望绝代。固可气类同年。岂使素烈景风。清猷澹味。金石之美。堙灭而无闻乎。故式绍前范。传之永代。将日月以居诸。邈宇宙而长久。词曰。

周封懿族。郑国开疆。始连高华。终带崇芒。东西橘徙。人物绛乡。萧条河曲。凭𨌎荣阳。戎马生郊。兵车乱辙。众雄相竞。郡公未绝。烟尘四起。纵横四结。园寝成泣。偪阳成血。家声已溃。出质而来。西光未谢。东府行开。乡关寂寞。城邑徘徊。三乡二鄙。风月池台。广阳已失。年其不朽。魄散东山。魂归北郏。披榛卜葬。分晋献绛。露泫仍泣。云屯即愁。川源遽徙。居处不留。源既号灵。城犹名寿。摧残剪树。零落为邱。碑失黄砻。铭摧白楸。猗欤积善。克昌后孕。丹灶九飞。清溪千仞。眷兹幽陇。清风丕振。勒石扬声。闻之陈信。左右原野。表里山河。析城王屋。汾川帝歌。新城树少。故绛人多。悠悠万代。见此如何。

门下。宣议郎试大理评事王琪。奕代儒雅。门传教义。风襟育粹。词韵含清。虽职尚安卑。而才方致远。连枝席宠。爰映于棣华。起草升荣。俾光于兰握。可朝散大夫水部员外郎。主者施行。